海明威：这是我们贫穷却幸福时的巴黎

1961年7月2日，海明威在家中用一管双筒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杀前不久，他给出版社编辑写过一份信，说自己和一本书的最后一章搏斗了一个多月，这本书就是《流动的盛宴》。

这本讲述海明威22岁到27岁在巴黎生活的作品，让我们得以窥视，一个文学大师刚开始写作时的物质和精神状态，是了解海明威早年写作和生活的重要途径。

书中那句著名的引言是这样的：“如果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无论你今后一生中去到哪里，它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这本书也早已成为巴黎的明信片，每年都有大量游客根据书中的地点按图索骥，去追寻海明威的足迹，去他常去的酒吧喝上一杯，坐在他写作的座位上思考片刻…

今天，我们虽不能去，但书评君用“虚拟访谈”的形式，跟海明威聊了聊关于他在巴黎如何写作、“迷惘的一代”是如何诞生的、与庞德、菲茨杰拉德等人相遇相识的情景。

无论对海明威、巴黎、文学哪个感兴趣，都希望这篇“虚拟访谈”能让大家有更多的了解。

“这是我们贫穷却幸福时的巴黎”

采访者   |   新京报

被访者   |   海明威

出于作者认为充分的理由，许多地点、人物、观感和印象在本书中并未提及。它们中有些是秘密，有些则尽人皆知，很多人写到过它们，而且无疑还会继续写到。

如果读者愿意，也可以把这本书当作虚构作品。不过这样一本虚构作品还是总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那些所写到的事实的。

 关于写作

 只要写出一个真实的句子

然后从那里写下去

新京报：在巴黎的那段日子，给你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怎样的？

海明威：那时常有坏天气。秋天一过，坏天气总会在一夜之间来临。夜里，我们不得不关上窗户，免得雨水溅进来。护墙广场上的树叶被冷风吹得七零八落，树叶浸泡在雨里，而风驱赶着雨水，打在停靠在终点站的绿色巴士上。业余爱好者咖啡馆里人满为患，窗玻璃被热气和烟雾弄得一片迷离。

新京报：刚开始写作那几年，你和妻子生活拮据，时常挨饿，作品发表也不顺利，面对当时的此种境况，你是怎么挺过来的？

海明威：当你已经不再当记者，也还没有写出一篇在美国有人愿意付钱的作品，你跟家里人谎称要和别人在外面吃午饭，那么最好的去处就是卢森堡公园。因为从天文台广场到沃日拉尔大街的一路上，你不会看到，也不会闻到任何吃的东西。在卢森堡公园，你总能走进卢森堡博物馆，当你腹内空空、饥肠辘辘时，所有画都会变得更为清晰，更为赏心悦目。

我知道我的小说很好，并且最终会在国内出版。放弃新闻工作时我就确信，这些小说会发表出来。可是我寄出的每一篇都被退了回来。让我有如此自信的是，爱德华·奥布莱恩（美国作家、编辑）将《我的老人》这篇小说收入到了《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选》里，还把这本书题献给了我。那篇小说从未在杂志上发表过，他却破例将它收入书中。有趣之处在于，尽管他做了这些，最后却把我的名字拼错了。

1920年11月，海明威的第一位妻子哈德莉·里查森到芝加哥做客，与海明威相识。1921年9月，两人举行了婚礼。书中写到的大部分时间，两人生活在一起。

新京报：你经常在圣米歇尔广场上的一家咖啡馆写作，在写作过程中，如果有一位很有魅力的姑娘走进来，你会怎么反应？

海明威：我（会）注视着她，她打断了我的思路，让我心潮起伏。我希望把她放进这篇正在写的小说里，或者任何地方都行，可她坐在那个能看见大街和咖啡馆门口的位置上，显然是在等人。于是我只好继续写作。

我看见了你，美丽的姑娘，不管你在等谁，也不管以后还能否见到你，我相信你此刻属于我。你属于我，整个巴黎属于我，而我属于这个笔记本和这支铅笔。

新京报：写小说有时进展顺利，有时也会遇到困难。当一篇小说你不知如何推进时，会怎么做？

海明威：我总会写到完成当天的定量，并且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推进时才停笔。这样就能保证第二天可以继续写下去。但有时候，当我刚开始写一篇小说却不知道如何推进时，我就坐在炉火前，挤着柑橘皮，看橘皮的汁液滴在炉火旁边，蹿起一股蓝色的小火苗，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我会站在窗前，一边望着巴黎千家万户的屋顶一边想：“别着急，你之前一直在写，现在也照样能写。只要写出一个真实的句子，写出一个你所知道的最真实的句子，然后从那里写下去。”

这时写作就变容易了，因为总有一句我知道的、读过的或者听人说过的真实的句子。我发现一旦我开始写得深思熟虑，像人们介绍或展示东西那样，我就能砍掉那些华而不实的形容词，而从第一句真实的、简洁的陈述句写起。在那个顶楼房间里，我决定把我了解的每一件事都写成一篇小说。我一直想这样做，对于写作，这正是良好而严格的锻炼。

卢森堡公园，建于1615年，风景如画，有许多思想家、诗人题辞的半身塑像与纪念碑。现为参议院所在地。

新京报：在巴黎那段时间，你喜欢读哪些作家的书？对那些书怎么评价？

海明威：从我发现西尔维亚·比奇的图书馆那天起，我就读了屠格涅夫的全部作品，读了已出版的果戈理的英译本、康斯坦茨·加内特翻译的托尔斯泰以及契诃夫作品的英译本。我们来巴黎之前，在多伦多，有人告诉我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个优秀的短篇小说家，甚至可以说伟大。但是读过契诃夫后再去读她的小说，就像听完一位善于表达、洞察人生的医生，同时又是朴实无华的优秀作家讲完故事后，再去听一位年纪不大的老处女精心编造的故事一样。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有些东西很不可信，也并非为了让人相信，但是有些作品却写得格外真实，你读着读着就会深受触动。他的作品里有你要了解的脆弱和疯狂，邪恶与圣洁，还有豪赌的癫狂。与托尔斯泰的作品相比，斯蒂芬·克兰的内战小说看上去就像一个从未亲眼见过战争、体弱多病的男孩，只是在祖父母的屋里读了些战争记录和编年史，以及布雷迪拍摄的照片，继而产生出的美丽的幻想。

开始时，我只读俄国作家，后来也读读其他作家，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读的都是俄国作家。

莎士比亚书店，诞生于一战之后， 主要以出售英文书籍为主，当时在巴黎的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人都是书店主人西尔维亚·毕奇的座上客。

 关于“迷惘的一代”

 别和我抬杠海明威

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新京报：当时在巴黎聚集了一批年轻作家、艺术家们，包括你、菲茨杰拉德、毕加索等经常在斯泰因小姐的花园街27号沙龙聚会，她对你们的影响不可未不深，她也被冠名为“海明威的导师”、“迷惘的一代的发言人”，你第一次见到她是怎样的情景？

海明威：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正做刺绣活儿。她一边做着刺绣，关照着餐饮，一边和我妻子闲聊。她和这边说着话，也同时听着那边，还不时打断她没有参与的另外一边的谈话。

来过我们公寓之后，她们（斯泰因和她的女伴）似乎更喜欢我们了。也许是因为房间太小，我们坐得更近的缘故。斯泰因小姐坐在放在地板上的床铺上，提出要看看我的小说。

新京报：她对你的小说如何评价，给过你哪些建议？

海明威：她后来说大部分她都喜欢，除了那篇《在密歇根北部》。

“写得很好，”她说，“这点没问题。但是这篇东西inaccrochable（法语，意为“无法挂出来的”）。就好比画家画了一幅画，却不适合在画展上挂出来。”

她告诉我，她想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作品，也会发表。以我的水平，在《大西洋月刊》或《星期六晚邮报》上还发表不了作品。她说，我有可能成为拥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新作家，但首要的一点是，不要再写不适合发表的东西。我没有继续和她争论或辩解，如何处理小说中的对话本来就是我自己的事，而且听她说更有意思。

格特鲁德·斯泰因（1874-1946），美国小说家、评论家、收藏家，花园街27号沙龙主人。在当时巴黎艺术圈有非凡影响力，是最早扶植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收藏家之一，艺术青年、作家对她的沙龙趋之若鹜。

新京报：著名的标签“迷惘的一代”，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被她说出口的？

海明威：斯泰因小姐提出“迷惘的一代”的说法，是在我们从加拿大回来住在圣母院田园大街的时候。那时她和我还是好朋友。她当时开的那辆福特老式T系列汽车的点火器出了点问题，修车行的那位年轻人在“一战”的最后一年当过兵，修车手艺不太娴熟，要么就是死守先来后到的原则，没有给斯泰因小姐先修。总之，他的态度不是十分认真，在斯泰因小姐的抗议下，修车行的老板狠狠地训斥了他一番。老板对他说：“你们全是迷惘的一代。”

“你们是迷惘的一代。你们全都是。”斯泰因小姐说，“所有你们这些在战争中当过兵的年轻人。你们是迷惘的一代。”

“真的吗？”我问。

“你们就是，”她坚持说，“你们对任何事情都缺乏敬畏之心，你们活得醉生梦死……”

“修车的那个年轻人喝醉了？”我问道。

……

“不要和我抬杠，海明威，”斯泰因小姐说，“那样没好处。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修车行老板一语中的。”

新京报：斯泰因小姐很喜欢你，你也为她做过很多事，比如帮她打手稿，但后来你们的友谊莫名其妙地就结束了，这是怎么回事？

海明威：与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友谊结束得颇为诡异。

那是一个明媚的春日，我从天文台广场穿过小卢森堡公园。我还没有按门铃，女仆就把门打开了。她让我进来等，给我倒了一杯水果白兰地，递到我手里，高兴地眨眨眼。还没咽下去，我就听见有人正和斯泰因小姐说话。我从没听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那么说话。

接着传来斯泰因小姐的声音，她恳求甚至乞求道：“别这样，小猫咪。别这样。别这样，求求你别这样。我什么都愿意干，小猫咪，就是别这样。求你了。求求你了，小猫咪。”我咽下那口酒，把酒杯放在桌子上，起身往门口走。

对我来说，我们的友谊就是这么结束的。她看上去变得像一个罗马皇帝，如果你喜欢你的女人看上去像罗马皇帝，那自然无妨。最后，每个人，或许并不是每个人，为了不显得自以为是或正义凛然，又和她言归于好。我也是。但我无法再和她成为真正的朋友，无论从情感上还是理智上。

大奥古斯丁码头上的书摊。

 关于埃兹拉·庞德

创办‘才子’基金

出钱资助艾略特写诗

新京报：埃兹拉·庞德作为20世纪重要的诗人，曾热心帮助过很多包括你在内的年轻作家，T. S. 艾略特的《荒原》就是他亲自删减1/3后刊发的，在跟他交往的过程中，你对他的为人作何评价？

海明威：埃兹拉·庞德一直是很好的朋友，他总是对别人施以援手。在我认识的作家中，埃兹拉是最慷慨无私的。他帮助他信任的诗人、画家、雕塑家、随笔作家。他会对任何深陷麻烦的人施以援手，不管信不信任他们。他替每个人担忧，在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他最担心的是T. S. 艾略特。

埃兹拉和一位有钱的美国女人、艺术赞助人娜塔莉·巴尼共同创办了一个叫“才子”的基金。无论收入多少，我们每个人都捐出一点钱，成立一个基金，用于把艾略特先生从银行解救出来，并有钱去写诗。我觉得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埃兹拉认为，等我们把艾略特先生从银行解救出来，就可以一鼓作气把大家都安顿好。

埃兹拉待人比我更为和善，更像个基督徒。

埃兹拉·庞德（1885-1972），与艾略特同为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领军人物，喜爱东方文化，曾翻译孔子、李白等作品，在中西文化互相借鉴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代表作《在地铁车站》。

新京报：那你对他的写作怎么评价呢？

海明威：他自己的写作，如果状态对头的话，也十分完美，而他对自己的错误如此坦率，对自己的不足如此执着，对他人又是如此和善，以至于我总是把他当作某种圣人。他也会暴躁易怒，但很多圣人想必也是如此。

新京报：你曾教过庞德打拳击，看上去一副文弱书生样子的庞德打得怎么样？

海明威：当时埃兹拉还没练多久，让他在认识的人面前练习令我有些尴尬，所以我尽量让他看起来打得不错，虽然效果并不太好。他知道如何防守，但我仍在训练他用左手出拳，始终把左脚跨向前方，然后右脚跟上。这不过是基本的步法。我一直没能教会他左勾拳，而要教他减少右手出拳的动作幅度，只能等以后再说。

丁香园咖啡馆，开设于1847年，坐落在巴黎第六区的一个十字路口。

 关于菲茨杰拉德

你绝对不知道

《了不起的盖茨比》有多出色

新京报：同为“迷惘的一代”代表，你和菲茨杰拉德对美国文学的影响都很大，你怎么评价他的才华？

海明威：他的才华就像蝴蝶翅膀上的粉末构成的图案那样与生俱来。他曾经和蝴蝶一样对此毫无所知, 不知道图案何时会损坏或抹掉。后来他才意识到翅膀受了伤, 了解了它的构造, 并学会了思考, 然而却再也飞不起来。因为对飞翔的热爱业已逝去, 他只能回忆往昔那段轻盈飞翔的岁月。

新京报：据说你们第一次见面时就发生了一件很蹊跷的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海明威：当时我正和一些无足轻重的人坐在德朗布尔大街的丁戈酒吧，他走进来，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又介绍了和他一起来的邓克·查普林，著名的棒球投手。

我一直在观察司各特。他的身子单薄，看上去状况不是太好，脸稍微有点儿浮肿。他穿着布克兄弟牌的西装外套，显得挺合身，还穿着一件领子上带纽扣的白衬衫，系着一条英国军队的领带。

“欧内斯特，”他说，“你不介意叫你欧内斯特吧？”

“你问邓克。”我说。

“别傻了。这是认真的。告诉我，你和妻子结婚前就一起
睡过吗？”

“我不知道。”

……

我怀疑他是否对每个人都说这些话。但我想不会，因为我注意到他说话时一直在冒汗。

他坐在吧台上，举着香槟杯，脸上的皮肤似乎绷紧起来，直至原来的浮肿消失，然后越绷越紧，变得像一张死人的脸孔。他的双眼深陷，开始显得毫无生气，嘴唇绷得紧紧的，脸上就像用过的白蜡，没有一点血色。

菲茨杰拉德和妻子泽尔达、女儿司各特。

新京报：后来怎么样了？

海明威：我们把他扶上一辆出租车。我很担心，但邓克说没事，不用担心。“他很可能到家时就好了。”他说。他肯定是到家时就好了，因为几天后当我在丁香园咖啡馆见到他。

新京报：你们之间应该聊过很多关于写作的事。菲茨杰拉德比你早成名，他对你讲过哪些关于写作、出版等方面的事情？

海明威：他给我讲了作家、出版商、代理人、评论家，还有乔治·霍内斯·洛里默（《星期六晚报》编辑）的事，以及作为一个成功作家会招致的流言蜚语和面对的经济情况。

他说起自己的写作，总是一副轻蔑的口气，却不带一丝苦闷。于是我知道他的新书一定写得很好，这样他才能不带丝毫苦闷地谈论过去作品的不足。他想让我看看他的新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旦他从别人手里讨回他最后也是唯一的一本，就可以给我看。听他谈起这本书，你绝对无法知道它有多么出色。

你看到的只是他表现得十分羞涩，这是所有谦虚的作家写出了非常出色的作品后都会流露出的表情。我希望他能尽快讨回原稿，这样我就可以拜读了。司各特告诉我，他从马克斯维尔·博金斯（美国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编辑）那里得知，那本书卖得不好，但是得到了很好的评论。

新京报：在对写作的看法上，你们的观点并不很一致，具体分歧在哪里？

海明威：他在丁香园咖啡馆告诉我，他是如何写出那些他自认为写得不错的小说的，那些对《星期六晚邮报》来说也的确是佳作的小说。他会做一些修改然后再投出去，很清楚该
修改哪里，以使作品成为容易出手的、杂志喜欢刊登的类型。

我对此十分震惊，我说这和卖淫没什么两样。他说，这的确是卖淫，但他别无选择，因为他要靠杂志挣钱，有钱了才能进样的书。我说，我认为除非用心写出最佳水平，否则没有人可以随便乱写而不毁掉才华。他说，因为他先写了真实的故事，最后才做的破坏和修改，所以不会给他带来伤害。

我没法相信这个看法，并劝他不要再这么做，但是我需要一部小说来证明我的观点，拿给他看，使他信服。然而我还没有写这样的小说。

菲茨杰拉德和妻子泽尔达

新京报：你和菲茨杰拉德曾讨论过男人私处长短的问题，确切地说，是菲茨杰拉德向你咨询这方面的问题，这个事情的起因是什么？

海明威：当时我们吃着樱桃挞，喝完了最后一瓶葡萄酒，这时他终于开口了：“你知道，除了泽尔达，我没和别人睡过觉。”

“不，我不知道。”

“泽尔达说，我的先天条件永远无法让女人满足，这是让她不开心的源泉。她说那是尺寸长短的问题。她说了这话之后，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我必须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新京报：面对如此私密的问题，你如何回答他，又是如何安抚他的呢？

海明威：“去办公室吧。”我说。

“办公室是哪儿？”

“厕所。”我说。

我们回到餐厅，在桌边坐下。

“你完全正常，”我说，“你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她为什么要说这话？”

“未了不让你工作。这是世界上不让人工作的最古老的方法。司各特，你让我跟你讲实话，我还能给你讲一堆，但我刚才说的是绝对的实话，也是你需要的全部实话。你本该找医生听这些话的。”

 关于离开

巴黎永远没有终结

新京报：你和妻子、儿子后来为什么离开了巴黎？

海明威：当我们从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寒冷和坏天气最终使我们在冬天离开巴黎。冬天带着婴儿去咖啡馆是不行的，即便婴儿可以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而不厌烦、不哭闹。

新京报：对于在巴黎的那段时光，你有什么整体评价或感受？

海明威：巴黎永远没有终结。每个在此生活过的人都有和别人不一样的记忆。我们总是会回到曾经的巴黎，不管我们是谁，不管巴黎怎么改变，也不管回去有多困难或者多容易。

《流动的盛宴》

作者：海明威

译者：刘子超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6年11月

本文据《流动的盛宴》整合，有删减。整合与编辑：张进。经出版社授权发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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